成都保安公司改制就是保安民營化，不再是傳統的公安機關管控，國家改革開放之初，保安業在中國大地應運而生，作為各級公安機關的一個經濟實體，開始為企業、機關、學校等部門提供有償保安服務。自從保安誕生的那天起，改革始終伴隨著保安的發展壯大，在政企分開、黨政機關、部隊等不允許經商辦企業的政策出臺后，1998年保安公司從公安機關中分離出來，成為具有獨立法人的企業，開始了“獨立核算，自主經營，自負盈虧”企業化的運作。

1998年體制改革后，企業雖然獲得較多自主權，實現了經營意義上的獨立核算，自主經營，自負盈虧，但企業與公安機關仍然存在產權不明晰，管辦沒有徹底分開的弊端。伴隨著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步伐，一些保安公司以具體的經營服務項目為突破口，實行了多種體制改革的嘗試。其領域，絕大多數集中于技術防范和押運。在形式上，有中外合資(如上海的報警監控)，有外引內聯的股份制(如浙江、福建、西安的一些押運公司)。

因此，就成都保安服務公司整體而言，在體制上絕大多數仍然是產權不很明晰的國有獨資。在經營上，表現為公安機關獨家壟斷;在管理上，尚未完全按國家國有獨資企業的規范實行。公安機關不善于或不敢于以國有資產增值率為主，對保安公司和法人代表實行監督、考核、獎懲;在法人治理機制上，絕大多數法人代表不敢以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模式，獨立行使職權，“唯上”的傾向性很強，既不敢大膽改革，又不善面對市場。為此，在社會上，現有的保安服務公司被稱為“官辦壟斷性企業”。 除個別城市保安服務公司以外，全國絕大多數保安服務公司均是國有獨資，在產權形式上，是由公安機關替代國家所有。其注冊資本及自有資產少量是由公安機關變相投入，大多數是由保安公司積累產生。在這種管辦合一、產權不明晰的體制下，出現了許多問題：

首先，忽視了利用市場配置保安資源的作用，加劇了蓬勃發展的保安服務市場需求與管理工作的矛盾，使得脫離監管的保安服務性質組織大量出現，擾亂了保安服務市場。不少地方公安機關把保安公司作為公安機關的內設機構，一般由局領導直接管理，主管業務部門難以實施監管。同時，由于行政的干預，許多時候往往是市場前景十分看好的業務，在他們的研究中擱淺，最終導致流產，使企業喪失了占領市場的良好機遇。

其次，公安機關每年收取的大量上交款，未考慮到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需要的后備資金，一些地方把保安公司作為增加經費、改善福利的渠道，“招之即來”，違反規定從保安公司調用資金，出現“殺雞取卵”、“竭澤而漁”的現象，使企業不能產生有效的資金積累，用于擴大生產經營規模，提高保安隊員的工資福利待遇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安服務公司的發展。

第三，許多企業經營用房、車輛設備仍是公安機關的，未辦理產權轉移手續，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，一旦徹底明晰，房產的增值又將被公安機關收走，不利于保安服務公司的發展壯大。

第四，目前保安公司的法人代表仍是公安機關的在職民警，民警的相關工資福利還在公安機關領取，一方面不利于企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核算，另一方面，有關人事權和經濟利益完全掌握在公安機關，極大地束縛了保安公司班子的開拓創新。

第五，長期以來形成了壟斷經營，使得部分保安服務企業有“強賣強買”之嫌，忽視隊伍管理，不注重市場經濟規律的研究，同時由于經營好壞和他們的直接利益沒有利害關系。在一種“混日子”的思想指引下，隊伍的綜合素質較差，人員流動量大，隊員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，隊伍不穩定，保安服務質量上不去。